只要制定了符合规律的制度，合理执行，剩下的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原翼城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
 
山西省翼城县王庄乡北冶村，尽管婆婆胡万芝十分不满，30岁的杜晓伟和29岁的丈夫徐兵，还是从副乡长王永亮手里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他们的女儿今年两岁，他们决定不再生二胎。
 
杜晓伟夫妇除了享受60周岁前每人每月50元的独生子女奖励金外，等女儿10岁的时候，按照《山西省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两人还将享受“退二孩指标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不少于5000元的奖励”。
 
当各地在为是否放开生育政策半遮半掩地争论时，翼城，这个晋南的农业县，已经进入“二胎”试点第28个年头。
 
早在1985年7月，全国计划生育最为严峻的时代，人口专家梁中堂在翼城力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要求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这一建议获得中央领导支持。
 
如今，28年过去了，原翼城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介绍，这个能生二胎的县，人口并没急剧增长，反倒生育率下降，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只生一个与偷生
 
上世纪80年代前期，虽然用了高压手段，但超生情况难遏制。翼城平均每对夫妇生育数量没低于过2.2个
 
今年67岁的孙学武从事了一辈子计生工作。他记得大约1980年，乡里让他担任村计划生育管理员。
 
孙学武的任务繁琐细致。在1000多人的北冶村，他要掌握全村15岁到49岁育龄妇女的“三情”（经情、环情、孕情），家里墙上贴满名字和经期表，“谁家的老婆、姑娘，哪天来月经，谁家月经不规律，谁家还没上环，谁家怀孕了，都要了如指掌。隔三差五向上汇报。”
 
彼时，整个翼城县从城市到农村，严格执行一胎政策。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到，“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孙学武回忆，从1980年到1985年，在最为严厉的时期，为防止未婚先孕甚至先给妇女上节育环，到领结婚证时再取掉。
 
“催粮催款，刮宫流产。”王庄乡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王永亮介绍，彼时计生几乎成了乡政府工作的全部。
 
一旦发现谁家怀孕要超生了，一个由计生委、派出所、医院、镇长、村支书等超过20人组成的工作组，就会赶到。

“按规定是罚款。但当时农民也没钱，工作组就把家里最值钱的黄牛、大衣柜、缝纫机抬到乡政府。只要肯把孩子打掉，东西立马归还。”王永亮说。
 
原翼城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回忆，当时县长的女儿生一胎后又怀孕，时任副县长王莉找到县长，要县长带个好头，否则她只能辞职。县长的女儿做引产手术，曾在翼城引起轰动。
 
冯才山当时在隆化镇做镇长。他发现，虽然用了高压手段，但生育率并未降下来，超生情况难遏制。他回忆，当时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对夫妇生育数量没低于过2.2个，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只有一半。
 
冯才山分析，当时农民以种地为生，若生一个女儿，挑水耕地都干不了，肯定偷着生，“其实我们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