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第一天上午考语文，就是写一篇作文。那次高考不是全国统一命题，我们江西省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时刻”。审题并不费劲，我知道要着重写“时刻”，在“时刻”上花工夫，并且是难忘的时刻，不是一般的时刻，千万不能花太多笔墨去叙述一件事情，那样就跑题了。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活到这么大，除了几次挨父亲的痛打之外，生活中没什么难忘的时刻。写什么呢？我搜肠刮肚，终于想到当年夏天华灯初上的一个傍晚在八一大道的梧桐树下邂逅同班的一位女同学。该时刻之所以难忘，是因为中学四年我们彼此之间没说一句话，毕业两年之后我们在街头相遇，竟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卖冰棒的老头从我们身旁经过，她还请我吃奶油冰棒，那时刻真是凉在嘴里，暖在心上。我如实地描写了当时的感觉和心情，觉得自己写得相当出色，真实描述了一个小伙子在那种时刻的感受，并由此反映出我们那代人的特点。
中午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家，父母问我考得怎样，我谦虚地说“还行”，后又忍不住，怕让父母扫兴，便加上一句“我一看到作文题目就笑了。”这时在中学当语文老师的隔壁邻居李阿姨经过我家，进门来询问我的考试情况，问我那难忘的时刻我写的是什么。我不好意思说，想赖过去。她却穷追不舍，先问是不是写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的那种悲痛欲绝的时刻，我摇摇头说不是。她又问是不是写听到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的那种令人欢呼振奋的时刻。我还是摇摇头说不是。她接着问是不是写今天上午走进考场时的那种让人油然产生一种神圣使命感的时刻。我依然是摇头。她停顿了一会儿，接着问是不是写唱起某首歌的时刻，像“东方红”、“国际歌”等，或看到五星红旗冉冉上升的某个庄重时刻，我一个劲儿摇头，越来越感觉到事情不妙。她茫然地看着我，眼里渐渐露出失望的神情，追问我究竟写了什么难忘的时刻。我实在不好意思说那码子事，最后她说她是看着我长大的，没啥不好意思的。冲她这句话，我如实招供了。

一直站在旁边的母亲还没听我讲完那段难忘的时刻，就气得只摆头，瘫坐在椅子上，唉声叹气地说，“你把你们双家老祖宗的丑都丢尽了。”

那年高考我作文得零分。